我对母亲内疚地说:妈,别急成这样。急也没用,由我写信告诉我爸。
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,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。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,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--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,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?……
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。我在信中实话实说,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。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,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。再接着,批评父亲粗心大意,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。最后,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,是否自己克服不了,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?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,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。那样一些话,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。
1971年整整一年内,父亲没回信。我明白,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,他生我气了。
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,我又一次探家。而父亲,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。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,屈指算来,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。父亲已秃顶。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,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,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。也唯有此点,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。
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。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“一个好人”。但他出示的地址,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。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。他却一意孤行。没法子,我只得相陪而往。一路上,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。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,因那么一来,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。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,更没训我,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1973年,“动力之乡”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。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“一个好人”的家,却没找到。那天很热,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,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
回家的路上,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,惹得父亲光火起来,站在路旁冲我吼:我是你父亲!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!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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