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63年,阿合马得知河南钧州(今天的禹州)、徐州等地有很多炼铁的作坊,便组织了3000个作坊为官府炼铁,每年上缴熟铁达到51万吨。官府再用这些铁铸造了10万件农具,与农户交换获得了4万石粮食。
大元成立制国用使司后,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兼领此使职。
不久,阿合马执掌的制国用使司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条节源开流的建议:“东京每年征收的布中有疏恶不堪用的可就地买羊。真定、顺天金银的成色不合的宜于改铸。别怯赤山出的石绵织成布后用火烧却不燃,请派官员组织开采。”
第二天,他们提醒忽必烈道:“国家费用浩大。今年自皇帝到京都以后已支出四千锭钞,恐来年的预算不足,要精打细算,节约开支。”
过了几个月,制国用使司又提交建议说:“桓州峪所采银矿已达十六万斤。每百斤矿石可得银三两、锡三十五斤。采矿所需的开支望准许卖锡以给之。”
忽必烈对制国用使司的工作非常满意,采纳了以上的全部建议。
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。
阿合马大力推行经理制度。经理也叫钩考,是一种财政审计的手段,主要由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清算钱谷,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。例如,地方上有人把熟田冒充为荒地来逃避赋税,有人为避免差徭隐报户口,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,造成岁入不增、小民告病。
一次,阿合马领导的尚书省要求调查全国的户口,颁布条例,杜绝欺隐,增加赋税。
御史台说:“现在到处在捕灭蝗虫,百姓劳扰已甚,清查户口的事稍缓再说吧。”
忽必烈采纳了御史台的意见。
过了一段时间,阿合马坚持自己的观点说道:“近来因军兴之后减免了百姓的赋税,又撤消了转运司官,使各路总管府兼管商税,以致国用入不敷出。我认为,莫如检查户数多少,按远近设立都转运司,酌情增加原来税额,选择廉洁有为的官员分理其事。一应公私鼓铸铁,由官方设局贩卖,并禁诸人私造铜器。如果这样,则民力可不缺而国用也会充实。”
他要求忽必烈诏谕天下:一是在全国核实人口;二是设立诸路转运司,加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。
由于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,入不敷出,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满足扩军征战的需要,钩考钱谷被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、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。
大元刚刚设立尚书省的时候,忽必烈下旨说:“凡选拔任用的各官,吏部议定资格品级,向尚书省报告,由尚书咨询中书意见后才奏闻大汗。”
阿合马却擅自提拔官员,不让吏部拟订初步的使用意见,也不咨询中书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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