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场干部流动性大，常外出开会、参观，粮票需求大。但粮食局却限额发放粮票，每次去要粮票，总是要磨牙半天，才限额给你。

有一次我去粮库领粮票，只见许多人围着那位管粮票的老杨哥办事，我说明来意，打了一张领条：“今领到粮票三百斤……”。老杨哥，也许工作太忙，也许心乱，他风风火火，把粮票用纸一包给了我，我也“马大哈”，点也不点一下，放到包里就走了，到家暂时放到“保险箱”里，即瞿国战友送我的那只长木箱。

一天，李书记要去春城开九天会，要粮票三十斤，我打开领回的粮票一看：好家伙，好大一扎粮票（有一斤的，有五斤的），一点数，整整五百斤粮票，我很纳闷：不是三百斤么？怎么会有五百斤呢？我立即向分管财务的张副场长汇报，请示要不要退回去。

他说：“不要退回去，留下来场里用，省得总是没粮票用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。”心想，平时要一点粮票，真难啊。

这样，多出来的四百七十斤粮票就“扣在场里”，但我心中不安：那位老杨哥就背黑锅了，惨了！转而又心中坦然：既然是领导不叫退回，我的责任已尽到。

后来开展“四清”（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、清思想）运动，会计处有人检举我：“私吞粮票四百多斤不交公”。这下子“四清”工作组立即传我谈话。我先是一惊，马上又觉得好笑，就将此事前后细节全盘儿端出来：

“此事领导清楚，粮票全部公家使用，收据在此，我没私吞一斤。我的错就是没坚持原则将它退回县粮库，不该让老杨背黑锅，这是教训。”

工作组又查其它记账本、实物，看是否与会计账本相符，查了几天，最后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半点贪污，我过了“险关”。

我回想自己：早在勐西农场，从我手中出入的物资、公款数十万之多，我都能洁身自好，现在管这些东西，更不能玷污我的人格。我虽不是党员，但绝对不能丢掉做人的人格和道德底线，不能有愧于组织的教育。

1964年夏，我调到场部不久，爱人也调在一起。随着场部人员增多，小孩读书的事就摆到领导议事日程上，场里决定办一所小学，地点定在场部背后的小山坡上，几十个小学生三个班，负责人是高某某，他湘江人，教过私塾，喜爱之乎者也，邹招生就去当了小孩王。

1963年5月，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（男孩），取名小那，意思是生在南诏省孟那。由于只有七个月就生下来，体质瘦弱，加上招生身体虚弱，奶水不足，街上买不到一点营养品，母子都显得特别虚弱，我心里非常着急。

那时对干部要求极严，不许去傣族村子买农产品。这节骨眼上，天遂人愿，招生的“老庚”——傣族大娘，不时送来些鱼和肉（大娘都是夜晚送来，像做“贼”似的，放下就走，我们都尽量多给点钱，以示感谢），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对我们的一片真情。 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 第1页/共2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