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罢序名,不禁一笑--昨晚与“梁燕同志”通过电话后,睡前想了几个序名,都不甚满意。清晨半睡半醒之际,又在想,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。起初自嘲江郎才尽,什么年代了,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?未免太陈旧了呀,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感觉嘛!然而那六个字,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,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。
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,究竟好还是不好?及至下床,竟决定了--便是“我和梁燕同志”吧,明明白白,也挺好,尽管有种“从前”的气息,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。何况,我俩都一眨眼似的,无可奈何地老了。并且,也都多多少少地,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。
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,屈指算来,已85岁了。
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?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!然而正如常言所道,事实就是事实啊!
从前的他,我最初认识的“梁燕同志”,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,习惯说短句。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,他常说的是“好”、“听你的”、“就那么办”、“一切你做主”、“没问题”……
如同不分彼此的“铁哥们儿”。
而他大我23岁,按年龄,是我本该尊为父辈“级别”的人。可我却一向视他为“铁哥们儿”。因为我们曾是同事。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,将辈分意识冲淡了。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。又因为,昨晚前,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,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。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,但即使想到了,“哥们儿”关系已先入为主,成“主流意识”了,只不过再涂上层“老哥们儿”、“老铁哥们儿”的意识色彩罢了。“忘年交”这种很文气的说法,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。
曾经吗?
是啊。自从他退休后,凡25年间,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。他常住甘家口,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,想我了,会顺便到我家看我,聊会儿天。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,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。然我是常挂念他的。他也必常挂念我--这还用说!
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,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。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,是位“老三八”,很正直,在编辑部极受尊敬,那时他已快60岁了,人称“老梁彦”。
由于有了位“老梁彦”的存在,当时才50岁左右的“梁燕同志”,便被叫做“小梁燕”。而我,则被叫做“小梁”。
我们“三梁”之间关系很好。非是自诩,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。
“老梁彦”退休后,“小梁燕”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“升级”,便开始称他“老汉”。这一叫,竟叫了30多年,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,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“小梁”了。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。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。我曾是外稿组编辑,“老梁彦”曾是我组长。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,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,“老汉”是我的副组长。两年后,“老汉”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,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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